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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剧情一般，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东莞也是一座剧情跌宕起伏的城市。
当农民工进城将东莞作为首选之地，当地的“土豪”却已驾驶着直升机捉小偷；伴随着漫天飞舞的负面新闻，东莞的各种不雅绰号传遍了全国；而当它的单位能耗和环境污染全国有名时，它却生产着美国40%的运动鞋。
然而，情况又不止如此。东莞又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财富之城。
“玛莎拉蒂开业3个月就卖掉了60辆，宾利6个月销量高达28辆，法拉利[微博]仅不到半年即完成了全年的销量任务。”今年8月，当地媒体这样描述道。
东莞玛莎法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名销售经理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他们的客户很大一部分来自当地的私营老板。“这些穿着与农民工一模一样到处走来走去的人，热衷于这样时尚的座驾。”
而据本报此前对全国500万～1000万人口城市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统计，2012年，人口接近830万人的东莞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42944元，位居同等规模城市首席。
五光十色的背后，东莞又有着什么样的财富脸谱？本报记者试图寻找它的答案。
致富之路
时间退回至改革开放前，人们会看到，东莞这个当时鲜为人知的小城镇，南北形成两个极端，北部是拥有发达的河道和便利交通的鱼米之乡，但与深圳接壤的南部却是贫瘠的山区，为了改变贫困的生活，许多人铤而走险南渡香港。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东莞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曾经荒废的土地可以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价值，在土地财政时代到来之前，东莞数百个村庄的农民已盖起了一个个火柴盒似的工厂。
东莞厚街一位年逾70岁的老人陈生向本报记者回忆说，和许多当地村民一样，他当时盖了2个厂房，面积加起来将近一个篮球场大。“我当时看到了希望。”“我意识到生活将会因此而改变。”
如今，陈生等人已因“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企业模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种模式，即通过香港、台湾地区的企业输出材料、资本和设备，东莞则提供厂房和人力来完成，因其本质上属于“加工车间”，大部分并不具有法人资格。
公开数据显示，在东莞目前1万多家加工贸易企业中，港台企业接近1万家。但该市来料加工企业仍有6700多家，这些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加工产品换取的加工费。
一个没有法人资格的“加工车间”显然无法给当地提供足够的税收。“工缴费是发迹的秘密之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对本报记者说，改革开放的初期，这对东莞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工缴费，即加工贸易企业向地方政府缴纳的加工费，由于其并非税收，而是政府收费，可以全额由镇政府拥有，而镇政府拥有这笔财富，又会把工缴费的一部分投入到基建设施建设和酒店等服务设施的建设上，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财富循环。
东莞当地一位观察人士指出，上述6700多家“三来一补”的加工企业，由于没有法人资格，不能在外汇管理局备案，也就无法直接进行进出口交易，因此它们必须挂靠在某家进出口公司出口。而出口换回的加工费以美元计算，企业要获得这些资金，务必将这些资金划入银行，发到企业所挂靠的进出口公司名下，之后通过银行换成人民币才能转取。
东莞的做法是，只要企业赚取的加工费汇入银行，那么其中20%左右将会被直接划入到当地村、镇名下。等企业拿到钱的时候，它已经交了费了。虽然这种收费模式有些奇怪，但这却是当地镇、村与企业之间存在长达三代人的默契。
当地媒体报道称，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加工费便是这个企业的全部收入，20%是个极其庞大的数字，这使得工缴费占据了东莞32个镇以及所有村、组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八成。
而如今，走在东莞任何一个镇街的街头，在各种流行音乐的带动下，每个镇街都在向人们展现着它的“现代化”。一幢幢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楼、不时呼啸而去的高级跑车，以及各种灯红酒绿的高级宾馆，都会让你难以与30年前相比。
曾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专栏作家纪思道说，他第一次到东莞是1987年，“那时候，这里还只是一片小平房”。但时隔多年以后，他于2007年再次来到东莞，纪思道指着当时下榻的一家宾馆说，这样的变化、这样的速度让他吃惊。
对于东莞的富裕之道，林江总结说，一是靠租金；二是靠土地升值；三是靠做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意而得到的财富。“东莞走向富裕，靠的是本地人的精明、务实和勤劳，但如果没有上述的三种致富渠道，东莞人拥有再多的这种美德也无济于事。”
低调的“土豪”
2010年7月的一天，东莞本地富豪刘伯权路遇两个歹徒正在抢夺路人挎包，他开着保时捷轿车一路狂追3公里，而为抓住另一个抢匪，他动用了自己的直升机又与之周旋了20分钟，而当后者被迫跳进水塘，他又拉来了自己的汽艇，与公安、特警等警力一起将抢匪抓上岸边。
很多人在看到当时疯传的视频后，不以为然地说，这位富豪如此之高调，以至于不惜动用“海陆空”的方式向世人炫耀自己是如何的腰缠万贯，但据本报记者了解，炫耀不是东莞本地富人的习性，相反，低调才是。
就像那些穿着大裤衩和人字拖四处乱逛的老板，却能一掷千金拿下60辆玛莎拉蒂那样，东莞“土豪”低调神秘。
在2012年的首届世界莞商大会上，头顶众多头衔的梁志斌被视为低调莞商中的“低调分子”，坐在他身边，本报记者注意到，他身穿一件极为宽松稍有皱褶的黑色西服，用的通讯工具则是一部陈旧的银白色三星翻盖手机，当然，他也有iPad，但很明显可以看得出，他的手指并不自在。
今年尚不满50岁的梁志斌，是东莞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东莞，他开发的房产代表着一种高档的居住文化，是当地人向往的居住品牌，同时，他还是CBA广东新世纪俱乐部老板。在本报记者试图与他交换名片时，他说：“我没有，还是给你写在本子上吧。”
世界莞商大会上，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国英说，东莞改革开放30多年来，莞商足迹遍布全国，甚至延伸到全球，但是相比其他商帮，过去莞商习惯于沉默低调的姿态。东莞市政府希望，在全球竞争加剧的经济形势下，这些低调的莞商不妨高调一些，以帮助东莞渡过难关。
没有人知道东莞的富豪究竟富到何种程度。被视为在打探私人财富方面几乎无所不能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胡润，在东莞富豪面前，他曾说，只有一个地方的人，他从来算不出来他们有多少钱，那就是东莞人。
东莞“土豪”之所以低调，林江则有他的解释，东莞富人养成低调的习性，与其“灰色面目”有关。
同时担任东莞市特约研究员的林江用工缴费的例子说，工缴费说不清也道不明，市政府明知道镇政府拥有这笔工缴费的财富，但是却装着不知道，而潜台词就是你不要动不动就伸手向市政府要钱，所以市财政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并不需要支付一些富裕镇街的教育、医疗等项目的支出。
全国难模仿背后
中国一些城市曾模仿东莞模式，但更多的都是以失败告终。早在2004年，《纽约时报》便援引威斯康星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举例说，温州也试图通过创建研发基地和制造中心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明显力不从心。
魏教授说，由于温州并不靠近中国重要的商业中心长江三角洲，很多商业发展机会通常被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抢占。为了争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像温州这样的地方政府只好不断转让土地使用权，修建规模更大的工业园区。但无节制的开发意味着对国家整体需求、重复建设和浪费毫无考虑。
和其他资源型、外资引进型、大企业型等模式的城市不同，林江说，作为一个外资引进型的城市，东莞引进外资的方式靠的是“殖民主义模式”，即只有土地属于东莞，其他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管理、技术都是来自外地，这样类型的一个城市，在全国找不到第二个。
这也形成了东莞的产业特色。即东莞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只是通过提供土地，并与企业家一起“坐在一起”聘请工人，加上订单也是来自于外国市场，接着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这样的产业特色，表面看上去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因为订单来源于欧美市场，其生产完全要按照市场订单来进行，短期内经济快速发展，租金也快速上升。
但上述产业特色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订单哪一天停止了或者收缩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在东莞显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便表现得淋漓尽致—订单大幅下滑。企业大量倒闭，2009年第一季度GDP出现负增长。
东莞还是一个有着新旧莞人区分的城市。据本报记者了解，这里居民分为两类人，一是老莞人，二是新莞人。老莞人有开着千万元豪车满街跑的，也有依旧住在30年前的房子里的。至于新莞人，一部分生活得不错，同时，另一部分依然在苦苦奋斗，而由于缺少对东莞的归属感，导致他们的流动性非常大。
据林江观察，与周边深圳等城市相比，东莞民众的贫富分化比较厉害，东莞有钱的人也很多，但是这些富人对东莞内需的贡献不大，相当一部分人已经移民到海外去了，未来东莞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东莞的特殊性在于加工制造业是东莞经济的主体，而由于加工制造业必须转型才能给东莞经济带来希望，所以东莞市政府一直希望其转型，这也是最近几年最多的提法。
而本报记者在东莞采访时，当地人说，他们的土地几乎已经用到了最大的限度。林江则指出，如今，东莞七成以上的土地已经城市化或工业化，30年前那些贫瘠的山区，因有大量土地变身厂房，而成为东莞最富饶的地区。但现在，这样的资源几近枯竭。
“东莞地方小，自身资源又有限。”世界莞商大会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莞商对本报记者表示，由“洗脚上田”发展起来的东莞，一些传统的发展模式正遇到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