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的“AI+”代表着新方向 系统性重构产业体系

在地缘政治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常被描述为一场竞赛，比拼谁能打造出最顶尖的AI模型、最快实现部署，并成功获取AI红利。但在追求更强AI能力的过程中，许多国家的政府仅获得算力资源，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更高的AI能力。提升国家层面的AI能力充满挑战，负责落实政策的机构往往面临相互冲突的制度性激励，而AI技术发展的速度又远超立法周期步伐。

中国的AI发展路径值得深入研究。它并非可供全盘照搬的模板，而更像是一份案例研究，展示了一个大国如何在大规模层面调和相互竞争的逻辑。北京明确提出的前提是：“安全”与“发展”应当相辅相成，而非彼此排斥。国内政策选择也应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AI治理中的影响力。这种理念催生了一套务实架构，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AI是系统而非辅助功能。北京日益围绕“AI+”这一框架来构建其AI政策，弱化了将AI仅仅视为辅助工具的传统观念，转而推动一种新愿景：即整个产业体系都围绕AI的长期能力进行重构。“AI+”为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普遍面临的常见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那种“这边抓技能、那边管安全、别处搞试点”的做法，往往导致大量缺乏统一逻辑的AI倡议堆积如山。问题不在于缺乏AI项目，而是项目太多且彼此脱节。“AI+”这一框架背后的战略意图揭示了一个常被投资者低估的事实：尽管AI因其预期的经济红利而备受追捧，但其真正意义不仅在于AI超大规模企业和尖端实验室，更在于在其他行业的应用。制造业、医疗管理、物流等领域，若围绕AI进行拓展，最有可能实现最大、最显著的生产力提升。

规则随现实而动。中国的治理与监管模式虽属自上而下，却不应被简单地二分为“放任纵容”或“绝对控制”。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和灵活得多。《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清晰界定的红线，有助于防止最坏情况发生，同时避免规则制定过于详尽、反而扼杀创新。AI技术迅猛发展意味着相关政策可能在立法后不久就已过时。北京的“五年规划”体系使政府能定期回顾既有政策并调整优先事项。从中可汲取重要洞见：AI能力将持续演进，政府监管范围与职责也必须随之同步。监管框架应具备足够韧性以反映这一动态现实。例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该法案虽已于2024年生效，但预计要到2027年才能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