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有多好哭 伍千里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随着《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同时上映，国庆档于9月30日正式拉开帷幕。而演员吴京也是今年国庆档最忙的人，他主演了《长津湖》，又在《我和我的父辈》中连导加演。他还是目前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导演，而《长津湖》就在做冲击《战狼2》票房的准备。陈凯歌说，他就是《长津湖》的“伍千里”，但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受伤，他最初是拄着拐杖进组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京分享了拍摄《长津湖》的艰辛以及他对电影的理解。

记者：您最初是如何接到《长津湖》伍千里这个角色的邀约的?

吴京：2019年的11月，博纳影业集团的董事长于冬找到我，跟我介绍了这个项目，想要邀请我来出演。他把我从医院“拎”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康复治疗阶段。我拄着拐，手里拿着片子，跟他说，“你看我这样，能演一个战士吗?”

看剧本的时候我哭了好几次，因为剧中很多的情节，都让我热泪盈眶，它打动我的是那种真挚的情感，会触动心里最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最后，我决定接下了这个角色，带着伤，拄着拐，去陈凯歌导演组报到。接演这部戏是我最大的荣耀。

记者：在您看来，伍千里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吴京：我心里本来就有伍千里的角色特质。比如说对待父母，我以前经历过家里老人去世，从小在外生活的日子。我九岁离家，在外打拼20年，但是跟家里那份情感的牵绊，心里一直都有。

伍千里的经历，跟我个人也很像。我也算经历过生死了，当然不是像伍千里这样打仗，是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在练武术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生命的考验，经历过一些危险。

中国男人都有一种死扛的劲儿，都愿意把温情、脆弱的一面放在心里，把坚强的一面展现给别人，让大家看到他最刚强的一面。我们嘴笨，但是中国男人肩膀能扛，表面是一块铁，其实心里是一块糖。

记者：林超贤导演一度认为您是当过兵的，您的军人角色形象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您对军人、军人气概是如何理解的?

吴京：之前我就出演过军人角色，这次饰演的伍千里是“七连”的连长，他像一个兄长，他要照顾连里157名战士，有责任让他们安全地回家。所以他背负了很多东西，但是又不能外在表现出太多东西来，他是内心很柔软、外表很刚强的人。

军人有责任保家卫国，有义务承担起军人这两个字的责任。我想，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的时候，或者是一心向往这份责任的时候，无论是谁，长得什么模样，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那份担当、那份气质。我想，这就是军人气概吧。中国的军队中有无数的“七连”，它是中国军队当中最普通的七连，但就是这样最普通的七连，铸就了我们的钢铁长城。

记者：在动作戏方面，您是怎么考虑的?有哪些难度?

吴京：基于剧本，对伍千里这个角色进行二度创作的时候，我会先跟几位导演都达成共识，如何还原真实的战场，尽量去掉以往动作片的修饰，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我以前受过的军事训练是比较现代的，有现代特种兵的味道。而上世纪50年代，那些握枪、冲锋、行军、打斗的姿势，都不是我所熟练掌握的技巧。在拍摄动作戏的时候，我要时刻控制这个度，这是比较难的。再加上我有点武术功底，武术功底有时候自然而然会让我带着一种大侠范儿，这是需要我随时自我控制的。

记者：在影片中，七连是一个英雄的战斗集体。演员们是如何培养凝聚力和默契的?

吴京：刚开始大家一起进行了军事训练。七连的一百多个演员中，有很多都是退役军人，他们都是对电影这一行心怀梦想的，他们都是带着对电影未来的憧憬来到剧组的。看到这些热血青年，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所以自然而然地就跟他们融入到了一起。想想当年自己有多不容易，就知道现在他们有多难。但是我很羡慕他们，现在有那么多的大导演、大剧组，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愿意给他们机会。

在开机之前，我们全连的一百多个演员一起聚了餐。当时就觉得未来的半年，大家就要在同一个大灶里吃饭，在同一个大炕上睡觉，在同一个片场挨冻、受饿、吃苦，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也有点忐忑。我和易烊千玺一起跟导演商量，能否让跟组的一百多个兄弟，每个人说五句话介绍一下自己，让他们在大家面前表现下自己，也许就是给他们了一个机会。当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现在也算是给当年的自己找一个机会，他们的表达也非常感人。

问：在片场大家都非常拼，也非常苦，有哪些让你难忘的经历?

吴京：我们这个剧组的演员都特别的好，没有一丝的矫情，没有觉得自己很辛苦，真的是非常敬业和专业的剧组。比如朱亚文，他并不是动作演员，有一个镜头是他从山坡上滚下来，拍摄中有一条脑袋差点撞树上，为了拍好这场戏，他滚了一个晚上，一条拍完，站起来接着再来，他每拍一条都会遇到不可预测的风险。

李晨在跟我一起拍一场戏的时候，炸伤了眼睛。那场戏是我俩一起扛着一块钢板，抵挡火力。那块钢板本来是特制的，减轻过重量的，结果他为了追求真实，他把真的防弹钢板给扛出来了，我们俩就扛着。结果他也把我给“害”了，他被炸到眼睛之后，一松手，我一个人扛不住了，把我生给扔出去了。但是他被炸伤眼睛之后，还接着来!

还有一场胡军大哥的重场戏，因为导演要360°地拍，我们每一条都要哭，胡军大哥就要360°地配合我们演，一直在给兄弟们配戏。每拍一条他都要“流血”，冬天的时候血流到身体上已经黏住了，又黏又冷又冰，都结痂了。易烊千玺韧带断了，拄着拐继续拍戏。韩东君作为神枪手总要含着手指，为了保持手指温度、灵活性，天气都冷成那样了，他也总是含着手指、朝手指哈气。在那么冷的天气下，大家都无怨无悔，完全投入到这部戏里来，我们戏里戏外都是兄弟。

记者：电影里您的每一场哭戏都很有感染力，您是如何把握的?

吴京：我是动作演员，从来没想过哭戏被人家夸奖。就是内心里这份真诚，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情感打动了我，对父母亲、对兄长、对兄弟、对战友……这些情感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只是通过电影的形式，我们表现出了这种情感。演员之间有很长时间的沟通、磨合，半年的时间大家生活在一起，更何况戏里还有那么好的对白、那么伟大的情感作为支撑，甚至我们不用去演绎什么，就已经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情感的世界。

说到父母这一块，其实拍摄电影的那段时间我父亲刚好脑血栓住院，爸爸、妈妈和姐姐都没有告诉我，他们怕影响我的工作。爸爸在休养的时候，家里人才告诉了我。这不就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无论是父母对儿女，还是儿女对父母的那份内疚，这份情感你不用去演绎。比如演回乡那场戏的时候，伍千里见到父母磕头，你想想他们是你真实的父母，他们用最朴实最伟大的情感去面对你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会被感动?

记者：在电影中，伍千里、伍万里这对兄弟的感情，也打动了很多人。

吴京：确实，我演的伍千里对易烊千玺演的伍万里，这之间的感情是我要去琢磨的。我跟千玺的年纪差距比较大，当年我如果真努力努力，儿子也都这么大了。在片场演戏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对他的那种不舍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我就把他想象成我儿子，那种情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成为了父亲之后，心越来越软，眼眶越来越浅。

在戏里有一个镜头，是陈凯歌导演和徐克导演都特别喜欢的——我把弟弟伍万里的脸，给弄成了包子脸。其实，那是我平时玩我儿子的动作。可是你想一想，如果说你把伍万里弄成一个包子脸，而他马上要上战场了，如果这是你的儿子……想想我心里就会酸，眼泪就会流出来，可能是我岁数大了吧。我觉得我和伍千里内心柔软的那部分，其实是挺像的，不用去刻意地演，我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

记者：在角色之外，您和易烊千玺的关系是怎样的?

吴京：易烊千玺是一个比较沉默的孩子，但是他的电影感很强。他很淡然，他的成熟度、对于电影的了解、他的表演，你会觉得他不像一个年轻演员，真是个天才。

从这个戏筹备开始到杀青，从头到尾，180天我们俩都在一起。虽然他话不多，但演戏的时候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我们是有默契的，兄弟之间的感情自然而然就养成了。

易烊千玺这个年轻人，难能可贵。我是带着拐杖进的摄制组，结果我的拐传给了我的兄弟。易烊千玺在拍《长津湖》的过程中韧带受了伤，片场外面有个坡，当他自己拄着拐爬不上去的时候，他就把拐扔下，跪着爬到了片场。我当时看到那一幕的时候，真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

记者：同时和三位导演合作，有什么不同的体验吗?

吴京：我虽然面对三个导演，但面对的都是一个剧本、一个故事，面对的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释，用不同的方法去诠释，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但是精神是一致的。陈凯歌导演的画面特别讲究，无论是色彩构图、灯光功效还是颜色配比，都特别讲究，他是一个浪漫的诗人。徐克导演，大家都知道，他是“徐老怪”，我以前就跟徐克导演合作过，我就想从他身上偷师“变”。他变得太快，而且他变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切入点和切入角。他的视角，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他的胆子非常地大，他敢于实施。而林超贤导演，他拍戏就像打仗一样，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地往前推，不疾不徐，一步一步往前推。所有的东西，按照工业流程在推进，都在他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作为演员，我们很幸运，三位导演都非常尊重我们每一个人对角色的理解。

我从三位导演身上都学了很多。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到现场，看到人家这个镜头，就会想如果是我会怎么处理，如果导演的选择跟我不一样，那我就去问导演，您为什么这么做，我觉得拍完这部戏我的收获特别大。

现在的机器跟以前不一样，镜头的转换也不一样，包括调色，镜头的运用，这次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为我以后的电影积攒了一些经验，这是很大的一笔财富。徐克导演常常说，“我也在学习，我从大家的身上学到了很多。”连徐导演都在学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