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余华英拐卖的17个孩子，和那些停在原地的家庭

余华英拐卖案中那些停在原地的家庭

那些寻子的父母们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人贩子余华英已经被判死刑。被拐的孩子们都找回来了。重逢只是生活真正的起点，如何认亲、理解亲人、适应回归的亲情，如何安顿好思念、怨恨、错位的理解，同等重要，而这也远比想象的更艰难。

从11人增加到17人

在自己寻子账号的粉丝列表中，卿素华发现了被拐26年的儿子。

2023年，人贩子余华英被捕后近一年，生活在云南的卿素华了解到，余华英拐卖案中，有多名云南儿童被拐卖到河北邯郸。她怀疑，儿子李聪也被拐卖到了那里。于是，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子信息时，针对性地往邯郸投送。

今年1月16日，卿素华发现粉丝列表中有一个账号IP地址在河北。她点开头像，觉得人很像李聪。卿素华连忙叫丈夫来看，丈夫也觉得有点像，而且觉得那个人的女儿「真像我们家的孩子」。过去20多年的寻亲经验告诉夫妻二人，这可能是错觉和巧合，还是稳妥一点，不要打扰对方。卿素华当时只是把视频收藏了起来。

没过多久，这位粉丝的岳父给卿素华夫妇发来消息，称自己的女婿可能就是他们正在寻找的李聪，又发来了几张女婿儿时的相片，卿素华觉得，这次应该可以完全确认了。

后来，大理市公安局下达一份鉴定意见通知书，卿素华夫妇的指尖血样DNA检验结果显示，他们的DNA与邯郸一男子的结果吻合，这个人正是粉丝列表中的李聪。

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决遗漏了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2024年10月11日，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涉嫌拐卖的儿童，从11人增加到17人，并追加起诉她牵涉的4起拐卖儿童的案件。

李聪被拐案正是此次追加起诉的4起案件之一。根据媒体透露的庭审记录，2002年，余华英的丈夫王加文从云南大理下关四中旁的一间小卖部将李聪带走，交给了她。随后，她乘坐火车，将李聪带到了河北省邯郸市贩卖。

「我的孩子是个人，你怎么能把他当成商品一样去牟利，拿出去贩卖呢？」卿素华说。

2024年10月25日上午，重审一审判决，罗兴珍也来到了法院，作为被害人之一，罗兴珍的诉求仍是希望余华英被判死刑。1996年，一双儿女被拐走后，生活在贵阳的罗兴珍守着自己的修鞋摊27年，就是等孩子们有一天能找回来。这些年寻亲的过程中，罗兴珍边打工边找寻孩子，花费了50多万元，但她只请求获得20万元的经济损失赔偿。

比金钱更重要的，罗兴珍想听到余华英坦白并承认自己的全部罪行，她想要知道真相。罗兴珍对媒体表示，「余华英应该把自己拐卖的所有孩子都交代出来，人家才知道他们的小娃子在哪个地方。」

重审宣判的那天，杨妞花站在法庭外，对记者说，今天，有更多的受害家庭来到了现场，他们彼此互为支撑，会一起进入庭审，指认余华英。但早在去年一审的时候，只有杨妞花1名受害人出庭。

杨妞花是余华英案当年的受害儿童之一。在邯郸的农村，杨妞花曾叫李素燕，「南方野兔子」是她童年的外号，村里的小孩觉得她的眼睛很大，像兔子，外号的画外音是——「你不过是被南方父母抛弃的小孩。」

2012年，22岁的杨妞花开始在寻亲网站登记，去公安部门采血。但关于亲生父母、姐姐的消息，她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转机发生在2021年3月，杨妞花开始在互联网寻亲。随着热度越来越高，一个多月后，她的堂妹刷到这些视频，把姐姐杨桑英的联系方式推了过来。二人开始核对记忆里的细节，都对得上，当时就确定已经找到家人。姐妹二人在贵州相认，给爸妈上坟那天，杨妞花看着四处的杂草、冰冷的坟墓，下定决心要抓到人贩子，给父母报仇。

回到邯郸，杨妞花找到了当年给余华英提供落脚点的王国付，恳求他为自己作证，但对方不肯，杨妞花希望，90多岁的他能在人生将要走到终点时认清自己的错误。她告诉王国付，「你今年90多岁，你比我妈妈多活了60年。」最终在多次的恳请下，王国付答应出来作证。

随后，杨妞花就开始积极参与这起案件的立案、调查以及庭审，最终贵阳警方成功立案。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重审所涉及的6名受害儿童并非余华英主动交代，而是公安部门在一审后逐步摸排、侦查出来的，把扎实的证据摆在余华英面前，她没有退路，才点头承认的。

杨妞花说，在法庭上，余华英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一向闪躲，试图狡辩为自己开脱——面对所有有利于她的证据，她全部都可以清楚地讲出来，甚至当庭反驳。但只要对她不利的，她就会说自己曾经被车撞过，失忆了。由于和她一起施行拐卖的情人如今已不在人世，余华英会把罪责推脱到对方身上，「我当年年少不懂事」、「当时我是被别人教唆」。

这意味着，余华英从未真心伏法、真心认错。而她在庭上的种种狡辩，对于受害者和他们的家长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曾经，杨妞花想过，如果余华英在法庭上能够坦白一点，提供一些更有用的线索，这样就算法庭判她无期或者死缓，自己不会提出抗诉，或许也不会「咬死」请求死刑。但最终余华英一次次的狡辩让她看到，她只想苟活，而非真正悔罪。

杨妞花坚定决心，余华英非死不可。

2024年10月，庭审结束杨妞花向记者讲述庭审经过图源视觉中国

「还是卖小孩赚钱」

宣判的那天，杨妞花向大众描述最多的一个场景就是——她和余华英对视了一眼，对方迅速低下了头，没再抬起。

讲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杨妞花微笑着，声音很有力。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余华英「整个人都蔫儿了」。而整个庭审，余华英佝偻着身体，像把自己叠了起来，双手在不停发抖。

这和余华英以往的表现都不一样，不久前，在重审开庭的时候，杨妞花曾和余华英对视过15秒，那时候，余华英扬起了下巴，双眼微眯，这个表情也被很多人形容为「阴鸷」。这让杨妞花确信，「她一定是想着当年怎么没弄死我。」

这次，杨妞花捕捉到了这些细微的动作差异，她觉得，余华英开始怕了。

判决还是下来了——2024年10月25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宣判，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还判决余华英民事赔偿各被害人三万元。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重审判决公布后，极目新闻记者走访了余华英曾经居住的重庆市大足区茅里堡社区，这是她离开家乡后最初的落脚点。

余华英在村子里有两处房屋，一处是30多年前用煤渣灰盖的预制板房，在一个小山坡上，有三个房间，墙体多处开裂，地面满是塑料袋等杂物，村干部说这处房屋已经是危房。另一处则位于数百米外的公路旁边，是近几年才盖成的红砖房。

如今，这处新修的房屋由当地一名老人以500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余华英最后一次出现在村子里，是在2022年，曾有人看到她回来这里检查房屋，但当时没有人上去和她搭话。

在案件没有曝光之前，村民们记忆中的余华英不务正业，沉迷于打牌，经常不回家。得知判决结果后，一名亲戚沉默很久后说：「判了死刑是好事，免得再出来害人。」

来重庆定居之前，余华英曾在云南大理生活。根据她2004年写的一份自述材料，1963年12月，她生于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上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半岛都市报》曾在公开报道中提到，余华英称，「我的一生都在受苦」——8岁的时候，她刚读了两年书，母亲因病去世，她只好辍学务农，17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不完整的家庭让余华英一度处于亲情缺失的状态，也让她觉得「思想上更加痛苦，更加劳累」。

21岁时，她在云南大理游玩的时候与重庆大足籍的王加文相识，并追随男方来到了重庆，二人结婚。在大足，余华英重新办理了户籍，并在1987年生下了女儿王梅花（化名）。

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宽裕。王加文以挑担子外出补鞋为生，赚来的钱勉强果腹。茅里堡多位村民都曾表示，夫妻二人和亲戚鲜少往来，他们不勤劳也不安分，只种了一年庄稼就没再下过地，懒惰和贫穷在这个家里滋生了种种恶行，王加文会经常偷东西，比如偷彩电。

1992年，王加文在偷盗过程中被人告发，被警方控制。余华英和女儿失去了经济来源，她将女儿安置在亲戚家，自己来到大足县城，在一家面馆打工。

在这里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比自己年长20岁的「龚木匠」龚显良。当时，两人都各有家庭和孩子，但他们还是开始了同居生活，并于同年生下一个男孩。

男婴的降生让余华英和龚显良无力抚养，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私生子。余华英贩卖儿童，从自己的亲生骨肉开始。

据余华英后来的供述，当时，龚显良主动提出将男婴卖到邯郸，那里有朋友能够接手找到买家。如今，我们很难得知最初听到龚显良的提议时，作为母亲的余华英是什么样的心情，她有没有过犹豫。

但时隔近30年，余华英在一审时候表示，自己非但没有拒绝龚显良的提议，还跟随龚显良一起抱着孩子来到了邯郸，并见到了买家。对于亲生儿子的去向，余华英一无所知也没有追问，「当时人家来抱的时候，也不讲是哪里的，他们是什么家庭也没有讲。」

这场交易给余华英和龚显良带来了五千元报酬，那个时候，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100元左右。巨大的利益让二人一下子宽裕了起来。「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赚钱。」龚显良曾这样对余华英说。

被利用的女儿和被选中的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