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鑫淼：看似“混日子”的职校生，有不为人知的伤痕与拼争丨正午访谈

采访|闫桂花

宋鑫淼是高考独木桥的幸运儿，2017年本科毕业后，去香港大学读博。大四那年的一次偶然经历，让她窥见到一群被忽视的同龄人，以及他们那鲜为人知的丰富世界，并以此作为她五年博士生涯的研究方向。

大四寒假，宋鑫淼去苏州的一个工业区做田野调查，想了解当地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她在街边随机找了一些人聊天，发现大部分都是中职或高职在读的学生。这跟她想象中的辍学打工的农民工不一样，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些年轻的工人大多有职业教育的经历。她不禁思索，中国职业教育的普及和扩张究竟给寒门子弟或者农民工二代带来了什么？除了学历的增长，他们是否学到了更多的技能，并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她心头。

宋鑫淼想起大三时去北京石景山一所流动儿童学校的支教经历。对于中国底层子弟的教育研究，大多关注教育阶段的两头，或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或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寒门贵子。但少有人问，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以后，那些没能进入高中冲刺大学的“流动少年”流向了何处？答案是职业教育。教育部数据显示，70%的职校生来自农村家庭，其中又有较大比例有流动或留守的经历。

于是，出于对流动儿童、底层子弟教育的关切，宋鑫淼逐渐进入职校研究这个领域。她惊讶地发现，上千万规模的职校生群体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太多的困难。在进入职校前的义务教育阶段，很多人在心理上已是伤痕累累；进入职校，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被人称作“混日子”；离开职校进入劳工市场，他们又得直面各种文凭歧视。职校生面临的困境，折射出城乡差异、社会分层、教育顽疾等许多问题。

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少年们会面临两条不同的路：一条是普通高中，另一条通向中职。两条道路偶尔有交叉，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难有交集。尽管在法律层面两者拥有平等的地位，现实中也拥有差不多规模的学生体量，但一旦进入职业教育，他们在舆论中似乎就会变成隐形人，甚至被打上贬义的标签——混日子，没有前途，社会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