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 建议取消寻衅滋事罪 其模糊性会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再次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他表示：寻衅滋事罪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惩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对于一些无故寻衅、滋事，情节严重的行为，有一定惩戒价值。寻衅滋事罪的种种弊端时刻侵蚀着法律的根基，其模糊性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也会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据了解，他的这个呼吁，是从2008年他担任人大代表后，一直呼吁到现在。

链接：

寻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流氓罪中分解出的罪名。我国刑法第293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律师表示，在实践中，该罪名逐渐沦为类似于流氓罪的新的“口袋罪”。原因在于该罪名存在明显缺陷，许多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糊，不仅对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为此，朱征夫将于今年两会提交《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的提案。

朱征夫认为，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然而，寻衅滋事罪中对于具体犯罪行为的表述难以准确界定。例如，在公共场所怎样的“追逐、拦截”行为才具有破坏社会秩序的特征？另外，他认为，寻衅滋事罪中“随意”“任意”“情节严重”“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表述过于模糊，而这些又是该罪关键的构成要件。虽然两高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如明确行为人要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等主观动机，但具体案件中对行为人主观上的判断又可能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就有人因追讨债务方式过激被判寻衅滋事罪，追讨合法债务是无事生非还是事出有因，主观怎么判断？司法解释仍无法消除该罪在犯罪界限上的模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