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十条后，北京十日记

原标题：新十条后，北京十日记

在跑了一个星期的同城快送之后，12月16日，骑手董浩“阳”了。收到核酸单管“阳性”的结果之后，他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没事，预料之中”。

吴姗姗半个月前感染，如今已经康复，16日这一天，她开始复工。阳过之后剩下的药，吴姗姗送给了那些需要的人，之前她送过四颗布洛芬、一个温度计给陌生人，对方给她寄来了一箱黄桃罐头，善意回流。

距离“新十条”落地满十天，北京正在发生变化。密接、行程卡、高风险地区等词语正在成为过去式。居家自愈、发热门诊、药品供应、运力不足等成为新的关键词。

十天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切身感受着奥密克戎。一些人“阳”了，一些人已经康复，科普从知识变成体验。专家预计的第一波感染峰值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力量，对抗病毒，等待春天。

“放开”前夜

12月6日，北京市宣布进入商超、商务楼等不再查验核酸。

北京某区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安萍最先感到了变化。

那天，许多社区医院向她上报感染病例，上级要求她开始储备相关药物。也是从那天起，她负责对接的物资，从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转变成了药品。

此前，她的工作重心是严防死守，她在11月中旬守过隔离点，“一例交叉感染都不能出现。”但她也记得，在隔离酒店，即便有“红绿区”划分，有防护服等严密措施，仍然出现了一线人员的感染情况，“说明这个感染性已经非常非常强了。”

同样在12月6日，26岁的某影视公司新媒体主管余寒没有去上班。他说，一百多人的公司里已有一小半人感染了新冠，开始居家办公。此前一天的12月5日，他出门做核酸，发现每个核酸点都在排长队，“至少得等三个小时以上。”在寒风中站了一会儿，他转头回家，“要不没病也给冻出病了，而且队伍里可能也有阳性。”

得知从6日起进入商超、写字楼不再查验核酸，他觉得“生活好像恢复了一点儿”。

12月6日，保安吴越成如往常一样在潘家园南里某小区门口值勤，身旁放着一块贴有二维码的牌子，供小区进出人员扫码。从这天起，他不再阻拦非小区内人员进入小区，他觉得工作轻松了不少，“避免了一些和居民、外卖骑手的纠纷。”

至12月6日，潘家园旧货市场已休市半个月。摊主张国旗记得，12月5日，潘家园复市了一天，他卖出几十本书，收入百十来块钱，又在临收摊时接到次日闭市的通知。他当时心想不好，“市场怕不是要到年前都开不出来了。”

但12月6日下午两点多，复市通知又来了，并提及进出商户及顾客“无须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接到通知时，张国旗正在家里用胶水粘旧书皮，“挺高兴。”

12月6日这一天，33岁的北京某私立医院急诊科医生许帆发现，急诊诊断偶发的阳性病患越来越多。原本，他所在的医院需将接诊到的阳性病患上报、转院，但从6日起，上报迟迟没有结果，“到处都满员了，阳性病人只能送到我们自己的发热门诊。”那两天，他自己也短暂地感到咽痛，以为是劳累过度所致。

35岁的北京某三级医院急诊科医生陈蓉在12月初出现了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靠吃感冒药压了下去。她的身边接二连三地有同事“中招”。头几个“中招”的同事，自愿隔离在医院。很快，阳性人员增长太快，医院的空间也不够用了。截至12月6日，她的科室内同事约有近三分之一感染阳性。

“新十条”公布

12月7日，“新十条”公布，人们的生活开始截然不同。

骑手张永新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门口停好电动车，左手拎上货物，右手准备掏出手机扫健康宝。

张永新今年31岁，是一家生鲜零售配送站的全职配送员，入职一年半来，他只负责站点周围的小区，最远不超过5公里。

“直接进吧”，小区保安与他四目相对，并朝他挥挥手。张永新说自己突然还有些不习惯，以前扫完健康宝，有一声“通过，绿码，核酸几天”，“一听这个声音才能进”差不多成了他的条件反射。随后他发现小区门口的健康码二维码牌子也不见了，于是开始“放心大胆地进”。

同一天，保安吴越成的工作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他只需要在门口站好岗。

放开之后，吴越成和同事们不需要做核酸检测了。保安队长郑重其事召集大家开会，叮嘱他们做好个人防护，还给8名保安发了抗原，让他们隔几天做一次，每天面对这么多人，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个数。

这一天，张国旗赶早九点就到了潘家园市场，相较起12月5日，他觉得人流量一下少了，“可能是猛一放开，不查核酸了，有些人反而怕了，不出来了。”也是这天，“新十条”宣布跨地区流动不再查验核酸及健康码，一位内蒙古的书友立刻打电话给张国旗，说自己订了当天下午的大巴，要来京大量购书，“想来很久了。”

看到“新十条”的消息之后，余寒和同事们猜测，接下来进电影院估计也不需要查核酸了。当天，很多电影项目开始动起来，一些他们之前早就听说过，但是迟迟不见消息的片子开始冒头。再加上《阿凡达2》即将上映，余寒很开心，沉寂了三年的电影院，可能要恢复往日的热闹了。

大学毕业后，余寒一直从事着电影行业的工作。疫情这三年，他见证了电影行业遭受到的巨大打击。2020年下半年，公司给所有员工降薪，拿着一千多块钱的基本工资挨了一段时间，他辞去工作，全身心读了编剧专业的研究生。等他2022年毕业，新冠疫情的影响仍未远去。

2022年12月7日，北京动物园，入园不查核酸。新京报记者王飞摄

“阳”多了

12月8日，在医院首个不查验核酸、不区分阴性阳性病患的日子，陈蓉迎来了急诊科医生生涯中“最忙碌、最凌乱”的一天。

当天的早八点至晚八点，她当值12小时班，共接诊一百二十多位病人，且多伴随咽痛、发烧等症状，“百分之八十是阳性。”

病人们大致分为这么几类：有要求做核酸的，医院彼时只提供抗原测试，且不到中午，抗原也用完了，只能开些感冒药、退烧药让人领回去;有在发热门诊排队半天不能就诊，转头冲来急诊室求助的;有胰腺炎、肠梗阻等突发疾病的，医院病房的阳性区接不过来，只能留人在急诊室输液。输液室坐满了，病人们就租了轮椅、平车，在门口输液。

2022年12月14日，西城区广安体育馆简易发热门诊正式启用。居民在排队取药。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摄

也是这一天，医护面临大减员，“三分之一的同事都阳性了”。陈蓉正是替一位阳性同事的班。当天中午，她突然感觉肌肉酸痛，身子捂在防护服及面屏、口罩、鞋套、帽子里，一阵冷一阵热;嗓子逐渐干疼得像要冒烟儿。

下班回家时，她的小腿痛到难以行走，“感觉肌肉在溶解”。一测体温，已经烧到了39摄氏度，抗原显示阳性。

同样是在12月8日，许帆与同事以二人之力，接诊了过去四位医生才能完成的病人量。他记得，他的病人中“有接近半数在发烧”。

许帆说，进入12月后，随着同事们不断地感染阳性、离岗休息，他开始频繁地顶替他人班次。从12月1日至8日，他值12小时班七次，这通常是半个月才需完成的工作量。

12月9日，他在家休息，逐渐感觉全身乏力。次日他发烧至40摄氏度，浑身胀痛，抗原显示果然阳了。

12月8日这一天，某小学英语老师明瑾正在上网课。

三年来，老师和学生都经历了多次网课，这次的特殊性是开始有人“阳”着上课。班里有一个人发烧了，继续在线上听课，稍微调皮的孩子就会很惊讶地跟老师报告说，“老师他得新冠了!”

课堂上请假的孩子多了，带病上课的老师也多了。

比如三年级的班级里，老师一边咳嗽一边坚持上课，老师会和学生坦言，“不好意思，现在老师是感染了新冠”，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异样的目光或反应。明瑾觉得，小学里的孩子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有一个从害怕到逐步接受的过程。“接受了它是一个我们可以生的病，我觉得对于孩子也是一个进步。”

一周之后，班里25个学生，有四分之一因为生病请假。明瑾在上课的时候，提问了一个学生，开麦回答的人说，“我是孩子家长，孩子生病了在床上躺着呢。”

送药互助

12月10日开始，董浩发现，同城送药的单子频繁涌进来。

他平时主要在房山区域跑。这次他决定加入北京市内的同城跑腿，他一共注册了两家平台，成为众包骑手。

董浩比较了下，近一个星期，在市内当同城跑腿的感受是，基本上7、8公里配送费就能到50块钱。而如果继续在房山跑，同样的距离可能只是20多元。

取药的地点千差万别，有时候是一个私人住址，有时候是药店，有时候是医院。

董浩说，在药店取药，经常遇到因为插队吵架的情况。12月10日这一天，某种药只剩最后三盒了，前面排队的人说要全部买走，后面的人嚷嚷着不同意，店主决定一人一盒，董浩随口一问价格，“一盒要卖200，我心想我不买。”

在这之前，视频里的董浩是这样的：左右两边肩膀上分别挂着两桶5L矿泉水，左右两只手分别提着4、5袋装菜的袋子。

12月10日后，他送的物品往往只是几盒药，几包口罩，几盒抗原，配送费还高，配送时间也卡得没有那么紧，但风险也高，收药的人基本也阳了。

他也加大了对自己的防护，里面一层医用口罩，外面一层N95口罩，最外面是头盔面罩。送完一单，给自己喷一下酒精，继续上路。只有在人少车少的空旷地带，他会摘下口罩，大口呼吸。

12月10日，骑手董浩接到的送药订单，专人直送，意味着中间不再接其他单。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