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5月,一列编号机密的火车从沈阳出发,载着300多名科研人员前往成都。这趟行程隐秘,连家属都不知道他们去向何方。这支代号“歼-9大队”的队伍,在028航校旧址安营扎寨,后来这里成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代号611所。当时的环境异常艰苦,科研人员不仅要进行科学研究,还要自己种地盖房。设备稀缺时,他们甚至跑到成都滑翔机厂求助,合作制造风洞模型。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航空史上最具雄心的项目之一悄然启动。歼-9的诞生源于国土防空的迫切需求。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图-22M“逆火”和美制B-1B超音速轰炸机构成巨大威胁,而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歼-7战机高空作战能力严重不足。1965年4月12日,三机部正式下达《关于开展歼9歼击机方案论证和设计工作的通知》,最初指标要求最大马赫数2.3-2.5,升限20000-22000米。但到1970年,空军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双26”指标:速度2.6马赫,升限26000米。
放眼全球,当时仅美国SR-71“黑鸟”侦察机能接近这一标准,但它不考虑机动性。为实现这一目标,科研团队提出四种机翼方案,经过万余次风洞试验,最终选择三角翼布局。然而,机体严重超重,配套的涡扇-6发动机推力不足,技术总师王南寿曾痛心疾首:“这是小马拉大车,注定飞不起来!”
尽管歼-9未能翱翔蓝天,它留下了两项无价遗产。1970年的一个深夜,年轻设计师谢品提出了“鸭式布局”概念,这是中国航空史上的首次尝试。同时期研制的歼-8仍以机炮为主武器,而歼-9团队则设计了以雷达制导导弹为核心的作战系统,使中国战机首次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雏形。
1982年初春,新歼论证会上,611所团队展示了鸭式布局图纸,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宋文骢坚定表示:“我们要搞一架真正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的先进战斗机!”两年后,这项源于歼-9的技术被确立为新战机方案——即后来的歼-10。